午夜十二点整，墙上的挂钟发出沉闷的一声响。
像一粒石子投入深湖，涟漪从那个点开始扩散，漫过我的额头、眉心、鼻梁，最后是整个身体。意识在黑暗中缓缓下沉，像是被什么温柔的力量拽入深海。我知道自己正在进入睡眠，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可当那阵风裹着香樟树的气息扑面而来时，我依然忍不住打了个激灵。
这是南城一中高三（七）班。课桌上的书本摞成密不透风的墙，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着“距离高考还有47天”，右下角是语文课代表画的一朵歪歪扭扭的向日葵。窗外蝉鸣震天，六月的太阳毒辣辣地烤着操场，塑胶跑道散发着一股焦糊味。
我站在教室后门，心跳得飞快。
然后我看见了十七岁的顾景珩。
他趴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校服外套搭在椅背上，衬衫袖口卷到手肘，露出一截清瘦的小臂。阳光从窗户斜切进来，把他整个人镀上一层薄薄的暖色。他一只手撑着下巴，另一只手转着一支黑色水笔，笔杆在修长的指间翻飞，像是某种不知疲倦的蝴蝶。
他转过头来，冲我笑了一下。
“夏语茉，你又迟到了。”
那种笑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睛弯成月牙，带着一点少年人特有的懒洋洋的痞气。不是责怪，倒像在陈述一个他已经习惯了的事实。阳光在他瞳孔里碎成细小的星子，亮得让人不敢直视。
我站在原地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我想说话，想喊他的名字，想告诉他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，想问他有没有后悔那天做出的决定。可我的嘴巴张不开，像被胶水黏住了一样。
我只能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喊：顾景珩，顾景珩，顾景珩。
梦里没有声音。
他站起来，朝我走过来。校服口袋鼓鼓囊囊的，我知道那里面装着什么——一包没有送出去的苏打饼干，口味是我喜欢的海盐味。他每天早上都会在食堂多买一包，然后假装不经意地塞给我：“买多了，吃不完。”可他每次都只买那一包，课桌抽屉里从来没有第二包的影子。
他走到我面前，比我高出一个头。我仰起脸看他，他的轮廓在逆光里有些模糊，只有那双眼睛是清晰的，亮得像是盛了一整个夏天的光。
他说：“给你留了位置。”
声音温柔得像浸过蜜的水。
然后他转身，朝那个靠窗的座位走过去。我跟在他身后，数着他的脚步声，一步、两步、三步。他的后脑勺上有一撮头发翘起来，像一尾小鱼。我伸出手，想要触碰那撮头发，指尖却穿过了他。
像穿过一层薄薄的雾气。
我猛然睁开眼睛。
卧室里一片漆黑，只有手机充电器上那个小小的指示灯在墙角亮着，幽幽地闪着绿光。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心脏剧烈地跳动着，像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。枕头上湿漉漉的，分不清是眼泪还是汗水。空调已经自动停了，空气闷热而黏腻，黏在皮肤上像一层透明的塑料薄膜。
我摸过手机，屏幕刺眼的亮光让眼泪流得更凶了。凌晨两点四十三分。
距离午夜十二点过去了两小时四十三分钟。我已经从那个梦里醒来了两小时四十三分钟。而距离十七岁的顾景珩，过去了整整七年。
我点开微信，置顶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三天前。是顾景珩发来的：“夏语茉，我妈让我转告你，有空来家里吃饭。她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。”
我没有回复。我从来都不回复。
因为回复了又能怎样呢？那个对话框里的顾景珩，那个活着的、会喘气的、会发微信的顾景珩，对于我来说，比梦里那个十七岁的少年更遥远，更陌生，更像一个永远不会见面的陌生人。
可我们明明住在同一个城市，明明还互相留着微信，明明每年过年都会互发一句“新年快乐”。只是那四个字后面，藏着一条深不见底的峡谷，谁也不敢跨过去。
因为峡谷对面站着的，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人了。
我初二那年第一次见到顾景珩。那时候他还不叫顾景珩，至少对我来说，他的名字只是课代表口中一个被频繁念到的名字——夏语茉，你作业呢？夏语茉，你卷子改错了吗？夏语茉，老师叫你去办公室。
我是转学生，从北方一座小城转到南城二中。父母工作调动，我像一件行李一样被塞进搬家公司的卡车里，运到了这个一年有八个月在下雨的城市。刚到的那段时间，我几乎不说话，下课时就趴在桌子上看窗外，窗外有一棵巨大的香樟树，树叶密不透风，把天空切割成无数个绿色的小碎片。
顾景珩坐在我后面。他在这个城市长大，身边围着一群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课间总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说笑打闹。他成绩不算最好，但很受老师喜欢，因为他长得好看，也因为他嘴甜，偶尔还会帮老师搬东西、擦黑板。他在班里是那种很“吃得开”的人，和我这个沉默寡言的转学生像是两个世界的人。
我们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，是初三的一次大扫除。
那天我留下来擦窗户。教室在四楼，窗户是很旧的那种木框窗，玻璃上糊着厚厚的灰尘和上一年冬天的泥点子。我站在窗台上，身体探出窗外去擦外面的那一层。雨刚刚停，天空还没完全放晴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湿漉漉的泥土味。我擦完最后一块玻璃，正准备下来，脚下一滑——
一只手从下面稳稳地握住了我的脚踝。
“别动。”
我低下头，看见顾景珩仰着脸站在窗台下，一只手举得老高，五指像钳子一样箍住我的脚踝。他眉宇间带着点不耐烦，但手上的力道很稳，把我脚重新安放在窗台的瓷砖上。
“你是笨蛋吗？”他松开手，抬头看我，“站那么高也不让人扶一下。”
我站在窗台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他穿着校服，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，额头上沾着一点灰尘，大概是刚才在教室里擦灯管时蹭上去的。他的表情凶巴巴的，可耳朵尖却微微泛着红。
那个瞬间，我的心脏突然漏跳了一拍。
后来我们上了同一所高中，南城一中。他是压线考进去的，分数比录取线高了三分，领录取通知书那天他发消息给我：“夏语茉，以后多多指教。”配了一个很土的表情包。
高一的时候我们不在一个班。他在十二班，我在七班。教学楼是回字形的，十二班在另一边走廊的尽头，中间隔着两个楼梯口和一个教师办公室。课间十分钟，想见一面得跑着过去。他有时候会跑到我们班门口，假装路过去上厕所，经过的时候往里面瞄一眼，看到我就扬一下下巴，然后再跑开。
他跑起来的样子像一头小鹿，校服外套在身后鼓着风，头发一颠一颠的。
高二分科，我们都选了理科。他凭借那个学期的努力终于挤进了理科实验班，而我也在实验班。命运把我们重新安排在了同一间教室里，他还是坐在我后面，中间只隔了一条窄窄的过道。
有天晚自习，我肚子疼得厉害，趴在桌子上，额头直冒冷汗。他发现了，从抽屉里翻出一包苏打饼干——海盐味的——递到我面前。我摇摇头说不想吃。他没说话，把饼干放在我桌角，然后从开水房打来一杯热水，轻轻放在我手边。
“多喝热水。”他小声说。
我抬起头，有气无力地瞪了他一眼。那是所有男生最敷衍的关心方式，但我看到他眼底是真实的担心。晚自习下课后，他把我送到校门口，看着我上了车，才转身往回走。我透过车窗看到他的背影，校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，像一面年轻而张扬的旗帜。
那天晚上我回到家，发现书包外侧口袋里多了一盒布洛芬，还有一张被揉得皱巴巴的小纸条：“回去吃药，别硬扛。顾景珩。”
字迹歪歪扭扭的，像小学生写的。
我把那张纸条夹在日记本里，压得平平整整。那年我十七岁，顾景珩也十七岁。我们之间什么承诺都没有，却比任何承诺都更坚固。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下去，以为他会成为我生命里那个理所当然的存在，就像呼吸，就像心跳，就像每天早上六点五十分准时响起的闹钟。
直到那场大雨。
高三下学期，三月十四日，白色情人节。
顾景珩约我晚上下自习后去学校旁边的奶茶店，说请我喝奶茶。那天白天还晴得好好的，到了傍晚突然下起暴雨，雨势大得像是天被捅了个窟窿。晚自习结束时，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。他撑着一把深蓝色的伞在教学楼下面等我，见我出来，把伞往我这边倾了倾。
“走吧，奶茶店就在对面。”
我躲进他的伞下，和他并肩走进雨里。雨水打在伞面上，噼里啪啦，像是有无数颗小石子砸下来。校门口到奶茶店只有一条街的距离，中间要经过一个路口。绿灯亮了，我们走到马路中央，一辆闯红灯的轿车突然从左侧冲出来。
车灯刺眼的白光里，我整个人僵住了。
顾景珩推了我一把。我的身体跌倒在两三米外的地砖上，膝盖和手肘传来剧烈的疼痛。而那辆车的挡风玻璃，像一朵炸开的冰花一样碎掉了。他的身体在空中翻了一个圈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深蓝色的伞落在旁边，像一只折翼的鸟。
我的世界在那一瞬间变成了黑白。
顾景珩没有死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庆幸的事。他在ICU里躺了三天，又转到了普通病房。他的双腿骨折，右手臂粉碎性骨折，医生说他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。他的妈妈在他床前哭得快要晕过去，看到我的时候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语茉，不怪你，不怪你。”
可我知道，是我害了他。如果不是我非要喝什么奶茶，如果不是我反应太慢，如果不是我在那个瞬间害怕得忘了躲开，如果推人的是他而不是我……那么多的“如果”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了无数遍，像一盘卡住的磁带。
顾景珩醒来的那天，我不在。我去了学校，因为我妈妈逼我去上学，说高三一天都不能耽误。晚上放学后我赶到医院，在走廊里被他妈妈拦住了。她眼眶红肿，声音沙哑：“语茉，小珩他……他不想见你。”
我的双腿像是被钉在了地上。
我在病房门口站了很久，久到护士来查房，客气地请我离开。我没有见到顾景珩。后来我每天都去，每天都被拦在门外。再后来，他开始复健，我远远地看过他一次——他坐在轮椅上，脸上没有表情，两条腿在轮椅上蜷缩着，像枯了的树枝。他以前的腿又长又直，跑起来风都能追不上。
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。那个曾经在篮球场上轻盈起跳的少年，那个跑过整条走廊只为了看我一眼的少年，那个在暴雨天把伞倾向我的少年，此刻变成了轮椅上沉默的灰影。
我给他发消息，他不回。我打他电话，他不接。我在他医院楼下等一个下午，他爸爸下来告诉我：“语茉，给彼此一点时间。”
可时间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。它只是推着我们往前滚，把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远。
顾景珩没有参加高考。他的伤让他错过了那一年的考试。后来他复读了一届，去了北方一座城市读书。而我们之间，再也没有见过面。我去了南方的一所大学，毕业后来到现在的城市工作。他在微信里偶尔出现，问候像温开水一样不冷不热。有时我会翻他的朋友圈，他很少更新，偶尔发一张风景照，偶尔转发一些行业相关的内容。
他的朋友圈背景图，始终是那张十七岁的照片。香樟树下，蓝白校服，笑得没心没肺。和聊天头像一模一样。
有一次我梦到那个场景，醒来后给他发了消息：“你的背景图什么时候换的？”
他回复得很快：“忘了。怎么，有意见？”
我说：“没。就是看到你以前的样子，有点想你。”
他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发了一句：“我也是。”
就这三个字，简简单单的三个字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宿，哭得喘不过气来。
我开始频繁地做那个梦。梦里我总是回到高三，回到那个教室，看到十七岁的顾景珩坐在窗边冲我笑，露出两颗虎牙，眼睛弯弯的，像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年。每次梦醒，枕巾都是湿的。每次梦醒，心都被挖空一块。
后来我养成了在午夜十二点前入睡的习惯，因为我想尽快进入那个梦境，想和他多待一会儿。哪怕只是在梦里，哪怕醒来后要承受成倍的失落和痛苦，我也愿意。
因为只有在梦里，他还是十七岁的样子。而在现实中，我们都长大了，都变成了彼此不敢见面的陌生人。
今天凌晨从梦里醒来后，我没有再睡着。窗外开始泛白，城市从沉睡中苏醒，远处传来第一声公交车的汽笛声。我起床洗了把脸，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，眼下挂着两团深深的黑眼圈。二十七岁的夏语茉，已经不再年轻了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我拿起来看，是顾景珩发来的：“我妈又催我带你回家吃饭了。她说你总不去，她做的糖醋排骨都浪费了。”
我看着那行字，手指在屏幕上方悬了很久，终于敲下了几个字：“那你呢？你想让我去吗？”
发送。
消息显示已读。他没有立刻回复。一分钟，两分钟，五分钟。我放下手机，走到窗前，楼下街道上的人渐渐多起来。一个穿着校服的男生骑着自行车从小区门口经过，后座上载着另一个男生，两个人笑得很大声。我忽然想起，顾景珩以前也骑车，他那辆山地车是白色的，车头挂着一个被太阳晒褪色的小铃铛。有一次他载着我去书店买习题册，我坐在后座上，紧张得不敢碰他，只敢抓住车座下面的横梁。他骑得飞快，风灌进他宽大的校服里，鼓起来像一面帆。
他说：“夏语茉，你抓紧点啊，摔了我不负责。”
然后他故意猛地转了一个弯，我吓得尖叫着抓住他的衣服。他哈哈大笑，笑得整个后背都在抖。
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。
手机响了。我低头去看，屏幕上跳出一行字：
“我想。可我更怕。”
我的心猛地揪紧了。我拨通了他的电话，响了三声之后，他接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只有细微的呼吸声。
“顾景珩。”我开口，声音颤抖得厉害。
“嗯。”
“回来吧。我们见一面。”
又是一阵沉默。然后我听到他轻轻笑了一下，笑声里带着这些年积攒的所有疲惫和温柔。
“好。不过你要请我喝奶茶。海盐味的。”
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